虽然从严嵩这里拿到了些药材，但顾氏的病情依旧不见起色。从本来的虚弱咳嗽，发展到了气若游丝，咳血昏迷。本来张居正对太医还是非常信任的，但自此之后不由严重怀疑太医院的整体水平。于是开始请民间的大夫们瞧了，但病情已经发展成了这样，除非华佗扁鹊再生，不然谁又能化腐朽为神奇呢？

    如此缠绵反复了两个多月，顾氏还是油尽灯枯了。张居正心丧若死，顿觉在北京城已是了无生趣。见张居正颓丧成了这样，徐阶也只能建议借着进士返乡给假的朝廷制度，让他出去换个环境散散心，以此排解丧妻之痛。

    刚好，那个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何心隐，也要离开北京返回江西老家。刚好两人路上可以相互结伴，彼此之间也有个照应。

    张居正本来还打算拒绝，不过徐阶说毕竟张居正有着官身，可以调用驿站的车船人马。不如与何心隐一个方便，且带上他，算是与人为善了。

    最后，徐阶还特意叮嘱张居正。最好把自己家的女儿带上，不要寄养托付到他人家中。他徐阶也是幼年丧母，父亲曾经到外地为官，就把自己寄养到了一鲍姓人家去，从七岁到十二岁整整五年时间，徐阶就这么被父亲遗忘了。故而留下了深深的童年阴影，至今不能忘怀。

    张居正很快走完了程序，准备告假返乡。雇了一辆马车到京杭大运河的终点通州，再一路乘船前往南京。之后多花点钱坐上脚踏车船，即可沿长江逆流而上返回江陵老家了。

    不过张居正不打算这么急匆匆的返乡，毕竟与当年进京赶考不同，闲来无事不如多走走看看，也好转移自己难以忘怀的悲痛之情。

    此时赶往运河的马车里，不仅仅有张居正父女，更是有何心隐在内。张居正心情低落故而谈兴不高，何心隐也识趣的不多加攀谈，只是有意无意在打量张居正的独女。张居正的女儿此时五六岁的样子，眼神灵动但神色恬淡，这个孩子身上少了同龄人该有的天真烂漫，反而多了一种成年人都少有的漠然。

    被何心隐打量，小姑娘也并不在意。只是张居正有些沉不住气了，反而开口问道：“不知夫山先生看出了什么？小女性子一向恬淡，从来不多说话，叫郎中看了，也不见有什么病症。”

    何心隐只是微微一笑说道：“贵人语迟，天资非凡。”

    哪有为人父母不喜他人夸赞自家孩子的？更何况自家女儿性格如此古怪，本就让张居正心中有些忧虑，毕竟爱妻留下的独女是自己目前难得的慰藉啊。因为有些在意何心隐此言的真假，张居正较真的性子不由发作，于是便问道：“不知夫山先生从何看出，是相术、观言行、还是望气？我想总归不是八字子平，毕竟先生还不曾知晓小女的生辰。”

    对于张居正一问到底的态度，何心隐也不以为忤。反而坦然告诉他，大体是从麻衣相术中得来的看法，但也杂糅了其他技巧。他受到乡人的影响，自小也算是学了些堪舆相人的皮毛。江西南赣之地，山峦叠嶂，其间颇有奇迹。自唐时出了一个奇人杨救贫（杨筠松，成为了大唐的国师。两宋之交又出了一个赖布衣，颇有灵异，至今其传闻依旧口口相传于赣粤之地。据说本朝的诚意伯刘伯温，于堪舆术数方面，也是杨筠松一系的门人。

    江西的风水先生闻名于天下，而南赣周边的术士，更是江西术士中的佼佼者，可谓是龙虎山的符咒，岭北道的罗盘。

    骤然遭遇家中生死巨变，此时张居正对于怪力乱神也不怎么排斥了，听到何心隐谈及了江西的奇人逸事，不由勾起了兴趣。从附和倾听，渐渐变成了你来我往的交谈，不知不觉间，张居正沉郁之气散去了不少。

    张居正谈兴上来，从神鬼拓展到了佛道，好奇心又开始发作，便问何心隐说：

    “家母笃信佛门，小弟我也受了些熏陶。闲来无事之际，算是读了些佛经。尤其是唐译本的八十华严，小弟反复读了许多遍。经中那句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，私以为可做至圣先师弘毅之说的最佳注脚。不过华严宗讲唯识，认为三界虚妄，但由一心做。又说，万法唯心，心识一体，敢问这与阳明先生的心学，究竟有何异同之处？”

    “也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，既然太岳兄问到了，那我就把自己的浅妄见解说一说，姑妄听之罢！”何心隐想了一想，才认真说：在佛门看来，心与识是近似的说法，但都是不究竟有漏的，即是有分别心。而心识的上面，还有一个无妄想分别的“智”存在。无分别智，即是无漏真如。

    而阳明公所谓的“心”，与佛门的心识不同，更加贴近于佛门“真如大智”的境界。心识与理学之理，算是一个层面。致良知与真如自性，阳明之心与如来之智，可以理解为大体互通的境界。

    而不同之处在于，佛门是讲发出离心，是出世之学。故而识与智，是矛盾对立的，识是有妄的，智是无妄的。故而转识成智，是需要蜕变革除第六识、第七识末那识、第八识阿赖耶识进而依此转化为妙观察智、成所作智、大圆镜智。

    而阳明公讲的是入世之学，故而心与理，是统合共融的，正是所谓心即理也。心能统摄指使理，理可辅弼开阔心，有如君臣一般。佛门视六根为六贼，是需要破除的。阳明则视理为心之臣，只要能平衡收服，就是可以为我所用的。

    在我看来，理学犹如小乘佛法，而心学则是大乘。不能说小乘就是错的，但终究高度有限。甚至习得小乘之后，只要不自满自封，再转而修习大乘，反而是可以事半功倍的。释伽牟尼曾说小乘为船，过河所用，但若是渡河以后行至陆地，依旧贪恋不舍牵负而行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”

    张居正听完这番见解，虽然不会完全认同。但也觉得何心隐此人学问精深，同时见多识广，绝非寻常士子可比。于是也有些好奇，此等人才怎会甘心埋没于市井，不由开始旁敲侧击打问起来。

    何心隐倒也不讳言什么，他本是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士。家中祖产丰厚，小小年纪就开始读书进学，十来岁时就考得了府试第一名的成绩，从这个阶段看简直就是张居正第二。那个时候徐阶刚好是江西按察使司的提学副使，主管江西一省的文教和科举考试。

    故而何心隐与徐阶在那个时候有过一面之缘，徐阶还鼓励他需再接再厉，尽快中个举人呢。不过何心隐生性惫懒狂傲，考了个府试第一之后，就不思进取，连江西省的院试都懒得参加，因此一直没有秀才功名。仗着家中富裕，何心隐就开始四处游走，同时喜欢任侠，练就了一身好功夫，成天好打不平，自诩孟尝君第二。最终胡作非为的何心隐，意外将人重伤致残，吃上了官司。

    当时的永丰县令根据《大明律》斗殴及故杀人款下的细则：“同谋共殴人，除下手致命伤重者依律处绞外。其共殴之人，审系执持枪刀等凶器，亦有致命伤痕者，发边卫充军。”以此为依据，威胁要把他绞死，最次也是充军流放贵州。

    此时被打断一条腿的恶霸，故意赖着卧床不起，显得奄奄一息。虽然没有致死，因此也不至于偿命，但还是让县令坚定了依律将何心隐充军发配的决定。

    何心隐的好友，刚刚中举的程学颜听闻此事后。不顾辛劳上下打点，以举人的身份为之诉苦说情。在耗费大量人情和金钱之后，同时威逼利诱拿到了恶霸的谅解书，这才把何心隐捞了出来。

    出狱后的何心隐被自己的好友，指着鼻子训斥喝骂了许久。程学颜告诉他，今日之祸，就是他往日自以为是，胡作非为且不求上进的报应。前些年要是踏踏实实考一个秀才，哪至于被欺负成这样？

    何心隐倒也并非冥顽不灵之徒，自此以后痛定思痛，知耻后勇。把荒废许久的学业重新拾了起来，苦读不辍，最终在将近而立之年，一举考中江西院试第一名，成为了所谓的案首。

    中秀才之后，何心隐更是再接再厉。于全省秀才的考试，号称小乡试的小考之中，又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。这下名动乡里，成为了中举几乎板上钉钉的“小解元”。正在何心隐春风得意之际，不知道哪里冒出来嫉妒敌视他的小人，向那一任的江西提学举报了何心隐曾经入狱的案底，要求严查何心隐是否具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？

    此等大事，提学自然不敢怠慢。只是调查的过程中，一来二去，就耽误了何心隐参加本届江西乡试的机会。后来虽然判定，何心隐依旧有参加乡试的资格。但自觉受辱的何心隐，因为最近的求告无门，也厌恶极了江西官场这种人浮于事，散漫骄矜的态度，故而愤然离开去省外游历去了。

    如此一打岔，何心隐的功名心思就淡了下来。故而近十年来，他也懒得再去花费精力准备乡试。而且何心隐告诉张居正，对他而言中进士确实不难，但考中庶吉士则没有确切把握。一旦中个普通的进士，当个知府或京官主事，还不如现在这般逍遥自在。

    张居正听完何心隐这颇具传奇色彩的生平经历，也颇感唏嘘，又想起来了自己在科举上面遭遇的坎坷，不由感慨说道：

    “想当年别人都拿小弟我与杨升庵（杨慎做比，要不是顾公当年有心磨砺，恐怕小弟我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。”

    “不过后来我也就知道，自己与杨升庵的差距几何了。人家二十一岁就有进士之才，二十四岁更是高中状元。而我若不是在乡试上提前受了些风雨，以少时那种自以为天下第一的狂妄去考会试，只怕一旦见到天下群雄的风采之后，会就此自惭形秽一蹶不振。

    就算乡试上多积累了三年的学养，依旧还是在会试上蹉跎了七年。不过终究被顾公铸就出了胚胎，怀揣着远大的志向后，终究不会被一时的困境所消磨。

    而且不瞒你说，小弟我本来是可以早中一届的。但想起来顾公的谆谆教诲，觉得那时文章做的欠缺些火候，就算勉强得中，名次恐怕也不会高。故而就有意留了些纰漏，再畜养了三年，方才差强人意。”

    何心隐闻言，又给张居正相了面又起了一卦。他告诉张居正，其命格如同鲲鹏一般，尤需注重静养积淀，方能厚积薄发一飞冲天。不仅是科举上应当如此，往后在仕途上也是这般。要耐得住寂寞，或许徐阁老就是看出了这点，才让他请假离京多出来走走看看，不必急于一时。

    两人谈天说地，渐渐也熟稔了起来。此时船已过了三百里长的北运河，在南运河这一段行驶。

    通州北关闸到静海县（天津十一堡闸称北运河，长约三百八十里。静海县到山东布政使司东昌府临清州则称为南运河，长约八百里。

    白河（白漕是本朝的称谓。北运河开凿于潮河、白河全流以前，以白河下游为基础开挖形成，因此称之为白河。亦与南运河等河段一起称通济河。沽河也是白河的旧称。

    作为北运河的起点，通州古称潞州，故北运河潞州以下古称潞水，又因是漕运所经，故称北运河。

    张居正在船上接连度过了五百里地，待的着实有些闷了，便提议走一段陆路，顺便见识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。反正他有相应的权力，可以调动驿站的资源，所以也不怕花费。

    于是一行三人，两大一小就行走在运河边的河间府东光县地带。其间也碰见了不少人间惨事，给予了张居正很大触动。但最让他不理解的是，为什么有些人家把幼小的亲生儿郎卖给宫中阉割为奴，丝毫没有悲戚之色，反而一副兴高采烈与有荣焉的架势。

    见多识广的何心隐告诉张居正，这是因为直隶河北一带，自宣德年间开始，贫苦人家如遇荒年卖儿入宫救急已经变成了常态。如此一来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直隶籍贯的宦官几乎逐渐占据了宫中各大要害职司。他们互相借着乡谊结党，形成了各个宦官乡党派系。久而久之，能被推荐进入内书堂读书成为宦官中进士翰林出身的。多是河北籍贯的小太监，被自家老乡提携举荐，故而一路青云直上，远不是其他地方的阉人可比。

    直隶河北籍贯的太监，渐渐成为了内廷的主导者。这也让他们的同乡，意识到了当太监是一条鲤跃龙门之路。只要有同乡或者宗族中大太监的提携，一旦入宫熬上些年后大多都能保证父母兄弟全家富贵。远比寒窗苦读，来的迅速有效。

    当然，大太监们也觉得提携了自己的族人或者乡党，是给未来留下了一个保障。将这种与自己渊源颇深的小太监，亲上加亲再认为干儿，基本上就能保证自己的权力可以得到延续。

    但若是得不到乡党的提携，想要在宫中得到一个好的差使，几乎难如登天。

    故而河南洛阳出身的黄锦，净身之后只是在内书堂进修了一段时日，连正经的差使都没有混上，就被派去藩王府中听用。

    要知道这就算是提前终结了他作为内官的政治生命，毕竟就算是一个宫内倒马桶的小火者，都可以理所应当的瞧不起藩王府中的管事太监。

    然而，终归是有奇迹会出现的。黄锦伺候的小王爷，竟然就以旁支入继了大统，当上了至高无上的九五之尊，摇身一变竟成了当今圣上。一个河南出身，只在内书堂认过几天字的世子伴当，就这样在因缘际会之下，莫名其妙成为了权阉巨宦。

    但何心隐告诉张居正，正是因为黄锦出身太过异于常人，可谓是太监集团中的“幸进”，司礼监中的张璁，故而也一直被河北出身的太监们联手抗衡，一直不得随心所欲发号施令。不过黄锦可比张璁会做人多了，这两年他刚刚被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提督东厂。如此权势，不比之前的任何一个权阉逊色丝毫。但他依旧谦虚谨慎，从不恣意妄为，因此朝野都对他评价很高。甚至最为讽刺的是，黄锦比之清流出身的严阁老风评还要好上许多。

    河北宦官集团的排外，在正德朝就已经蔚然成风了。河北出身的张永，不惜联合外廷朝臣李东阳杨一清等人，也要置陕西出身的刘瑾于死地。

    因此整个嘉靖朝，太监们如此不显眼。不仅仅是皇帝有意打压的结果，也是因为太监集团的分裂，前任掌印太监麦福是广东人，现任掌印黄锦是河南人。他们都无法得到在宫内占据主流的河北宦官真心效忠，故而这个老祖宗的位份，也一直坐的不牢靠，根本不可能一呼百应。

    这或许也是皇帝有意为之，分化瓦解了整个宫内的宦官势力。目前河北宦官集团的领袖，是掌握兵权的御马监太监高忠。不过在嘉靖皇帝的有意限制之下，高忠至今都没有司礼监秉笔太监的头衔，也因此不能合法插足介入司礼监的事务。

    听到何心隐对于宫内的掌故和情况，竟也分析的头头是道。张居正不由再高看了他一眼，这绝不是一般的秀才举人所能具有的眼界，故而心高气傲的张居正，这才开始愿意与之谈起朝局时政。

    张居正从不与闲杂人等论政，闲谈国事简直是在浪费自己的寿命。与层次眼界不高的人鸡同鸭讲探讨社稷大局，在张居正看来就是问道于盲自取其辱。

    张居正曾犯颜直谏，在嘉靖二十八年呈上了《论时政疏》。他以人的身体比喻国家，他认为一但身体血气不通，就是臃淤之病，臃肿之后就会痿痹。这种情形之下，必须尽早重视即时治疗，不然病入膏肓悔之晚矣。

    他的建议也非常的不客气，直白解读就是开篇就说皇帝你不如你伯父孝宗皇帝啊，人家虚心纳谏，就算言官谏者出言不逊，他也从不加罪。他还勤政爱民，宵衣旰食。然而再看看您老人家这二十八年，阴阳不调，兵灾天灾四起。国事如此不堪，您老人家还跟没事人一样，成天痴迷玄修不理朝政。百官见不到您已经八九年了，如此简直是咄咄怪事。成天跟宦官妃子待在一块，这些人能给您在朝政社稷上提意见吗？好不容易有成天见不到皇帝面，但还想尽办法上书谏议的，您老人家还动不动谴责人家上书提意见是诽谤了君父，动辄予以处罚。这样下来，下面人有意见也不敢提了，上下沟通渠道彻底堵塞，血气不通之病就在于此。

    故而今天他张居正大胆提提意见，大概有几条当务之急，他需要给皇上分说明白。

    第一，有一小撮宗室成天欺负老百姓，欺压官府。同时不少王爷还痴迷修仙。把祖宗定下规矩都不要了，舍王侯之尊，成天竞相以求得真人之号为荣，同时各种搜罗歪门邪道拿来巴结您。（指桑骂槐嘉靖皇帝修仙

    第二，朝廷用人不当，也不重视培养人才，一旦官员在这个岗位上不合适了或者被非议了，就立马逐去，不给人家成长的机会。真到没人可用了，又论资排辈提拔起来一批废物点心凑数。

    第三，吏治败坏，歪风横行。下面人对上官奔走成顺，自诩为门下走狗，只知道应付考核。而上面对下级又不深入考察，毁誉不定，导致了谁会拉关系谁敢于行贿谁官运亨通。

    第四，北边成天虎视眈眈，想要过来打劫，人家抢到就是赚到，毫无顾虑忌惮可言，所以不可不防。而且管边防的官员，成天就想蒙混，侥幸心理很重，没有什么远见更没有特别好的策略。

    （意思是加强边备，考虑一下拿互市要挟蒙古人。

    第五，朝廷目前挥霍无度，取之无制用之不节。冗官太多，内廷太监成天征索也是抱薪救火。税收全部仰仗东南，但一个东南也有承受的极限，但上面拍脑袋的额外花费是无限的，因此财用大匮也是必然的。

    所以，综上所述，皇上您老人家多出来，与您可爱的臣子们多当面沟通沟通，大家群策群力解决积弊。故而犯颜直谏，以求您的振作求治。

    幸亏张居正人缘不错，如此尖锐的批评真要是被嘉靖皇帝看见，最轻也是跟当年的徐阶一样贬谪到偏远地区为官。然而严嵩与张居正有几分香火情在，徐阶更是有意回护他。当时负责上传下达的通政使刚好是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，自然也就压下不上报了。掌管东厂的大太监麦福和锦衣卫都督陆炳在这种问题上也不会多事，皇帝全然不知道，自然万事大吉。

    何心隐听完了张居正的这番诉说，也觉得其奏疏颇为切中时弊。但也知道今上的讳疾忌医，到了何种地步，要么是看到了贬斥，要么就是干脆不予理会。故而打趣说道：“我要是太岳兄你或者与杨公易位，就不会涉及陛下或者严嵩，直接抄写一篇大字版的五子之歌呈上去，懂的人自然都懂。”

    位列儒家五经的《尚书》当中五子之歌篇，最起码有四首，是可以影射内涵嘉靖皇帝的所作所为的，张居正听完忍俊不禁，不由颇感玩味。

    五子之歌其中第一首说：皇祖有训，民可近，不可下，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，一人三失，怨岂在明，不见是图。予临兆民，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，为人上者，奈何不敬？

    （这说了嘉靖皇帝的自负与傲慢，刚愎自用以及对民众和朝政的轻视。

    其中第二首说：训有之，内作色荒，外作禽荒。甘酒嗜音，峻宇雕墙。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。

    （这说了嘉靖皇帝大兴土木，违背圣德，自取灭亡。

    其中第三首说：惟彼陶唐，有此冀方。今失厥道，乱其纪纲，乃厎灭亡。

    （这说了嘉靖皇帝违背祖训，常年不上朝，不纳谏，坏了朝廷的纲纪。

    其中第四首说：明明我祖，万邦之君。有典有则，贻厥子孙。关石和钧，王府则有。荒坠厥绪，覆宗绝祀！

    （这说了嘉靖皇帝挥霍无度，朝廷财源枯竭，横征暴敛，因此夭折了太子。

    《尚书》里面的五子之歌，完美映射了嘉靖皇帝的所作所为，只要莫名其妙抄了一遍送上去，朝野获悉此事的自然都会心一笑。皇帝一但知晓大概也会暴跳如雷，但又没有发作的理由。一旦发作就是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因此只要你一口咬死是拿错了奏本，明面上也只能罚俸了事。

    张居正越想越觉得有意思，但琢磨了许久，又想到了更好的点子，不由眼睛一亮，补充说道：

    “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不如上他一本《请禁尚书疏》，说《尚书》里面有不少内容，尤其是五子之歌。都是宣扬对上怨怼，以弟责兄，以下克上的悖逆之言。故而奏请效太祖删改《孟子》故事，将其中不当之处，予以修正。”

    何心隐也觉得张居正这个想法确实更上了一层楼，果然不愧张神童之名，于是大笑赞道：

    “妙哉妙哉，黄娟幼妇。这与杨石斋公（杨廷和的《请免禁杀猪疏》，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以小见大，太岳兄他日的声威，估摸要在杨石斋之上啊！”

    前朝正德年间，嘉靖皇帝的堂兄的朱厚照，因为猪犯了国姓朱，就下诏禁止全国各地养猪、贩猪、杀猪。故而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直言进谏，陈明利害晓之以理，最终迫使正德皇帝让步收回成命。

    两人就这样在针砭时弊，臧否朝局的过程中，距离感逐渐消失了不少。在得知张居正幼名白圭，是因为他曾祖父在他出生时梦见了白龟。故而有时候何心隐戏谑起来就管他叫张玄武或者龟兄，张居正在得知他的本姓梁名汝元以后，也管他叫梁疯子、汝狂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