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记得1991-1994年间，上高中的时候，我们要住校，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中午才能回家一趟，主要是回去拿生活费，一个月80块钱吧。我记得非常清楚，那个时候，一个大馒头012元，二两米饭，3毛钱，菜也很便宜，虽然没有大鱼大肉，可是每顿能吃上热菜，偶尔还能吃上一顿荤菜，与初中时相比，已经是好的没有影了，与在老家的家人来比，更是无法比拟了。
一路颠簸，转车三次，一般下午三四点钟才会到家，住上一晚，第二天中午一过，就必须要返校了，晚上还要上晚自习呢！每次吃过午饭，父亲就会骑着自行车送我到离家十来里路远的车站去坐车。
毕竟是乡镇班车，时间点不是那么的准时，早上个十几分钟，或者晚上个十几分钟，那都是家常便饭。所以每次我们都是早早出发，至少要提前20分钟。在路边等车的时候，父亲就会趁着这个工夫，苦口婆心的给我讲上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，让我记得，要完善自己的性格，不但要敏于行，还要敏于言，人生在世，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成功，他的能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而能力很大一部分体现在这个人的人际关系的处理上。
我想父亲肯定不知道情商这个词，不过那个时候，我虽然有些不以为然，认为成绩好，分数高，才是王道，可是父亲的告诫也让我清楚的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，慢慢的长大之后，我越来越认同父亲的话，很早就开始试着去修正自己人生的前进方向。
我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是农民，就有剪不断的土地情结。我说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。他一生几乎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土地，虽然他也曾经短暂的闯荡过新疆，也曾经试图在土地之外的世界作一些努力，但最后无一例外的均以失败而告终。只有土地，让他的一生有了些许亮丽的色彩，只有土地，让他的心灵有了一块安稳的放置空间。
父亲是随共和国成立而出生的一代人，这一代人目睹和经历了新中国几乎所有的政治事件和经济灾难，和随后的特殊年代，当然他们也体验了改革开放的甘甜与辛酸。他们这一个群体是见证了新中国建立和发展历程的一代人，这一代人为新中国作出了种种努力和探索，包括默默生存，默默经营土地，默默忍受着贫穷和苦难，默默的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。
作为农民的父亲，童年和青年时期可以说是充满坎坷和不幸的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虽然从来没有一次地谈起过他童年的艰辛与困苦，可是从别人的只言片语中，我还是了解到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艰辛和无助。
这种艰辛与困苦直接造成了父亲企图通过读书来摆脱土地的失败——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，父亲只断断续续读完了小学，初中只读了一半，就因为饥饿而被迫辍学了，可想而知，这样的打击对一个一心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一心要走出这片土地的孩子来讲，是多么的无奈，多么的悲怆，多么的心痛。
有一次父亲喝得有些醉意，才听他说起，他上初中的时候，每天早上在家里喝一碗可以照出人影的稀饭，然后拿着拳头大小的红薯面窝窝头，走七八里地去上学。走在半路，有时候实在饿的不行了，就走到路边的沟里躺一会，稍微恢复了一点体力之后，再爬起来继续赶路，有时候要歇好几次才能到学校，但是再饿那个窝窝头也不能动，因为那是午饭。再后来，连每天一个窝窝头都没有办法保证了，也就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了
父亲年轻的时候做过好多好多事，他写的一手好字，做过公社共青团书记，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青年党员。70年代带领全镇一万多民工在泗洪县扒河，因为一时的意气用事，为了乡亲们的利益而为民请命，犯了错误，被撤销了职务和党员的资格。
从此后，父亲就待在了这几亩地，在那里打磨着自己的青春，也许在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和土地的不解之缘。他说也许自己这辈子只有和土地打交道的命，父亲在说这些话时充满了无奈。我清楚他心里的苦楚，却没有说过什么安慰他的话。
在我看来，即便是种地，父亲也并没有获得他所期待的那种成功。春去秋来，父亲在自己的土地上年年播种着，收获着，辛劳的成果是一袋袋不会说话的粮食。
因为谨记父亲的教诲，所以我经常反省自己，要锻炼自己，提升自己，做一个完美的人。于谦说得好“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”，进入大学后，由于家庭条件的原因，我除了保持学习的热情外，再就是找各种兼职，一为了赚点钱，二是为了管理自己内向的性格。
那个时候兼职的机会少之又少，不过就是凌晨三四点钟早起去居民楼送个奶啊，每一瓶奶提个两分钱，或者去校办工厂干点零活，要不就是去交警队做个志愿者啥的。
虽然看来都是些鸡零狗碎的小事，可是大学的几年里，我一直积极的参加各种社团活动，从能干活，到会干活，从嫉恶如仇，刚正不阿，到看人点菜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拍领导马屁，学会喝酒抽烟，慢慢的，一步步的坐上了学生会的二把手。这些事不但锻炼了我与人交往的能力，也让我认识到了现实生活远比书本知识更复杂，丰富，更能磨炼一个人的心智。
所以在这七天的实习中，我遇到问题就开口去问，无论熟悉还是不熟悉，无论他是白领还是工人，我都敞开笑脸，真诚相待，热心请教，真心的希望人家能够教我一点半星。教了，咱感恩不尽，不教，咱继续求索。
到了办公室后，就只有六天了，马上就要过年了。车间里，办公室里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，因为过年要放假，为了不影响假期中间的正常生产和运营，客户都要在年前把年后的一部分订单提前下了，这样才不至于会耽误年后的生产。
听说徐主管过几天就要回东北老家过年去了，年后正月初十才会回来，所以在他离开的这半个月里，我是营业部唯一的成员，要独立承担起整个营业部的工作。
因此，这几天我也在紧张的跟着徐主管学习怎么下单，怎么跟进，怎么出货等，出了问题怎么解决等等，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都学会，恨不得把每一秒钟都分成两半来过。
不过我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努力帮了我的大忙，虽然仅仅只有7天的实习，却让我在短期内积累了大量的知识，虽然很多东西都是一知半解，但是只要许主管一提，我很快就能反应过来，稍微有点难度的，也只需要稍微动动脑子，琢磨琢磨，也可以迅速对上号，因此徐主管对我还是比较满意的。
徐主管今年31岁了，听说他这次回老家，一是为了过年，他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回家过年了，二是有一个重要任务，就是相亲，他家里人给他介绍一个本族的姑娘。
成贤的前一任厂长叫姜再熙，后来跳槽去了东莞清溪镇的新冠电子厂（韩国大宇）做总经理，徐德勇就是当年姜再熙招进来的，两人当年辛辛苦苦，尽心尽力，把工厂从10来个人的小作坊干成了今天的这个中等规模，在这期间，两人结成了深厚的友谊。虽然后来姜再熙跳槽了，可是两人的关系一直还保持的不错。
前几天姜再熙听说徐德勇要回老家相亲了，再说，徐德勇也都31岁了，个人问题早该有个着落了，作为老上级，老朋友，老同事，当然要帮他一把，为他助力。姜再熙就非常大方的送了徐德勇一部摩托罗拉的翻盖手机，价值4000多元吧。
那个年代，虽然手机已经不是砖头那么大了，可是也是相当牛x的东西，拥有者也是凤毛麟角。虽然徐德勇是鲜族人，他的工资比其他主管要高200块，达到2000，即使如此，这样一款手机也要他两个多月的工资。
那个时候还是传呼机大行其道的年代，一部摩托罗拉的汉显的传呼机都要将近两千元，我上大学时候班里只有三部：官二代焱哥，永城矿务局的子弟姚深，家里跑长途客车的师伟，其他同学中还有几部数字传呼机。
传呼机的使用，需要先配一张小卡片，每个姓氏都有固定的数字代替，一些固定用语也用数字代替，譬如：112，32，其中11就是指张姓，2指女姓，32对应：请回电话，连起来就是：张女士请你回电话：。
我记得1991-1994年间，上高中的时候，我们要住校，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中午才能回家一趟，主要是回去拿生活费，一个月80块钱吧。我记得非常清楚，那个时候，一个大馒头012元，二两米饭，3毛钱，菜也很便宜，虽然没有大鱼大肉，可是每顿能吃上热菜，偶尔还能吃上一顿荤菜，与初中时相比，已经是好的没有影了，与在老家的家人来比，更是无法比拟了。
一路颠簸，转车三次，一般下午三四点钟才会到家，住上一晚，第二天中午一过，就必须要返校了，晚上还要上晚自习呢！每次吃过午饭，父亲就会骑着自行车送我到离家十来里路远的车站去坐车。
毕竟是乡镇班车，时间点不是那么的准时，早上个十几分钟，或者晚上个十几分钟，那都是家常便饭。所以每次我们都是早早出发，至少要提前20分钟。在路边等车的时候，父亲就会趁着这个工夫，苦口婆心的给我讲上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，让我记得，要完善自己的性格，不但要敏于行，还要敏于言，人生在世，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成功，他的能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而能力很大一部分体现在这个人的人际关系的处理上。
我想父亲肯定不知道情商这个词，不过那个时候，我虽然有些不以为然，认为成绩好，分数高，才是王道，可是父亲的告诫也让我清楚的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，慢慢的长大之后，我越来越认同父亲的话，很早就开始试着去修正自己人生的前进方向。
我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是农民，就有剪不断的土地情结。我说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。他一生几乎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土地，虽然他也曾经短暂的闯荡过新疆，也曾经试图在土地之外的世界作一些努力，但最后无一例外的均以失败而告终。只有土地，让他的一生有了些许亮丽的色彩，只有土地，让他的心灵有了一块安稳的放置空间。
父亲是随共和国成立而出生的一代人，这一代人目睹和经历了新中国几乎所有的政治事件和经济灾难，和随后的特殊年代，当然他们也体验了改革开放的甘甜与辛酸。他们这一个群体是见证了新中国建立和发展历程的一代人，这一代人为新中国作出了种种努力和探索，包括默默生存，默默经营土地，默默忍受着贫穷和苦难，默默的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。
作为农民的父亲，童年和青年时期可以说是充满坎坷和不幸的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虽然从来没有一次地谈起过他童年的艰辛与困苦，可是从别人的只言片语中，我还是了解到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艰辛和无助。
这种艰辛与困苦直接造成了父亲企图通过读书来摆脱土地的失败——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，父亲只断断续续读完了小学，初中只读了一半，就因为饥饿而被迫辍学了，可想而知，这样的打击对一个一心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一心要走出这片土地的孩子来讲，是多么的无奈，多么的悲怆，多么的心痛。
有一次父亲喝得有些醉意，才听他说起，他上初中的时候，每天早上在家里喝一碗可以照出人影的稀饭，然后拿着拳头大小的红薯面窝窝头，走七八里地去上学。走在半路，有时候实在饿的不行了，就走到路边的沟里躺一会，稍微恢复了一点体力之后，再爬起来继续赶路，有时候要歇好几次才能到学校，但是再饿那个窝窝头也不能动，因为那是午饭。再后来，连每天一个窝窝头都没有办法保证了，也就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了
父亲年轻的时候做过好多好多事，他写的一手好字，做过公社共青团书记，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青年党员。70年代带领全镇一万多民工在泗洪县扒河，因为一时的意气用事，为了乡亲们的利益而为民请命，犯了错误，被撤销了职务和党员的资格。
从此后，父亲就待在了这几亩地，在那里打磨着自己的青春，也许在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和土地的不解之缘。他说也许自己这辈子只有和土地打交道的命，父亲在说这些话时充满了无奈。我清楚他心里的苦楚，却没有说过什么安慰他的话。
在我看来，即便是种地，父亲也并没有获得他所期待的那种成功。春去秋来，父亲在自己的土地上年年播种着，收获着，辛劳的成果是一袋袋不会说话的粮食。
因为谨记父亲的教诲，所以我经常反省自己，要锻炼自己，提升自己，做一个完美的人。于谦说得好“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”，进入大学后，由于家庭条件的原因，我除了保持学习的热情外，再就是找各种兼职，一为了赚点钱，二是为了管理自己内向的性格。
那个时候兼职的机会少之又少，不过就是凌晨三四点钟早起去居民楼送个奶啊，每一瓶奶提个两分钱，或者去校办工厂干点零活，要不就是去交警队做个志愿者啥的。
虽然看来都是些鸡零狗碎的小事，可是大学的几年里，我一直积极的参加各种社团活动，从能干活，到会干活，从嫉恶如仇，刚正不阿，到看人点菜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拍领导马屁，学会喝酒抽烟，慢慢的，一步步的坐上了学生会的二把手。这些事不但锻炼了我与人交往的能力，也让我认识到了现实生活远比书本知识更复杂，丰富，更能磨炼一个人的心智。
所以在这七天的实习中，我遇到问题就开口去问，无论熟悉还是不熟悉，无论他是白领还是工人，我都敞开笑脸，真诚相待，热心请教，真心的希望人家能够教我一点半星。教了，咱感恩不尽，不教，咱继续求索。
到了办公室后，就只有六天了，马上就要过年了。车间里，办公室里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，因为过年要放假，为了不影响假期中间的正常生产和运营，客户都要在年前把年后的一部分订单提前下了，这样才不至于会耽误年后的生产。
听说徐主管过几天就要回东北老家过年去了，年后正月初十才会回来，所以在他离开的这半个月里，我是营业部唯一的成员，要独立承担起整个营业部的工作。
因此，这几天我也在紧张的跟着徐主管学习怎么下单，怎么跟进，怎么出货等，出了问题怎么解决等等，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都学会，恨不得把每一秒钟都分成两半来过。
不过我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努力帮了我的大忙，虽然仅仅只有7天的实习，却让我在短期内积累了大量的知识，虽然很多东西都是一知半解，但是只要许主管一提，我很快就能反应过来，稍微有点难度的，也只需要稍微动动脑子，琢磨琢磨，也可以迅速对上号，因此徐主管对我还是比较满意的。
徐主管今年31岁了，听说他这次回老家，一是为了过年，他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回家过年了，二是有一个重要任务，就是相亲，他家里人给他介绍一个本族的姑娘。
成贤的前一任厂长叫姜再熙，后来跳槽去了东莞清溪镇的新冠电子厂（韩国大宇）做总经理，徐德勇就是当年姜再熙招进来的，两人当年辛辛苦苦，尽心尽力，把工厂从10来个人的小作坊干成了今天的这个中等规模，在这期间，两人结成了深厚的友谊。虽然后来姜再熙跳槽了，可是两人的关系一直还保持的不错。
前几天姜再熙听说徐德勇要回老家相亲了，再说，徐德勇也都31岁了，个人问题早该有个着落了，作为老上级，老朋友，老同事，当然要帮他一把，为他助力。姜再熙就非常大方的送了徐德勇一部摩托罗拉的翻盖手机，价值4000多元吧。
那个年代，虽然手机已经不是砖头那么大了，可是也是相当牛x的东西，拥有者也是凤毛麟角。虽然徐德勇是鲜族人，他的工资比其他主管要高200块，达到2000，即使如此，这样一款手机也要他两个多月的工资。
那个时候还是传呼机大行其道的年代，一部摩托罗拉的汉显的传呼机都要将近两千元，我上大学时候班里只有三部：官二代焱哥，永城矿务局的子弟姚深，家里跑长途客车的师伟，其他同学中还有几部数字传呼机。
传呼机的使用，需要先配一张小卡片，每个姓氏都有固定的数字代替，一些固定用语也用数字代替，譬如：112，32，其中11就是指张姓，2指女姓，32对应：请回电话，连起来就是：张女士请你回电话：。